本•厄兰德是哈佛学会(Harvard Society of Fellows)的青年学者，他在最近出版的一本著作中，探讨了一个颇具争议的线年代的好莱坞电影制片厂和纳粹德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作者利用美、德两国档案得出结论，认为好莱坞电影制片厂的代表们经常为德国驻美国洛杉矶的领事格奥尔格•盖斯林(Georg Gyssling)检查剧本和筛选电影，以此来开拓德国市场、谋取利润。但凡被格奥尔格判定为对德国有所冒犯的镜头，电影厂的负责人都将其剪辑掉，以换取进入德国市场的许可和票房。这个长达十年之久的合作，在厄兰德看来，是好莱坞“利益至上的原则”的体现，与其说是合作，更是一场与纳粹的生意。

　　第一部引起纳粹不满的电影是环球电影制片厂的《西线)。这部电影改编自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同名小说，讲述的是马恩河战役前后，一群德国少年兵对战争态度由兴奋、憧憬到反感的过程。影片原本通过了德国委员会的批准，但它在德国上映时，纳粹暴徒发生骚乱，这部电影也随即被撤下。在环球影业公司的总裁卡尔•拉姆勒(Carl Laemmle)默许下，影片被重新剪辑。在厄兰德看来，这次默许为接下来的合作开了先例。

　　当纳粹政府坚持要求电影厂解雇他们在德国的犹太员工、删去电影中的犹太角色时，除华纳兄弟以外的其他电影制片厂，都选择了顺从。

　　不过，厄兰德的研究也受到了质疑。其中一个问题是：好莱坞的电影公司愿意从他们的电影中删去冒犯纳粹的元素，能否视为20世纪30年代正常的商业合作？研究证明，好莱坞曾屈从于天主教道德联盟(Catholic Legion of Decency)、州政府审查委员会等机构，以求得影片上映的许可。毕竟在上世界30年代的美国，电影并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影片删节或许只是各大电影公司求存之道。

　　文章研究了日治时期的台湾人像摄影，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殖民地时期的台湾摄影业:当时世界范围内摄影技术、台湾的意识形态、半岛电子体育殖民地广泛存在的殖民模拟现象。为此，作者选取了当时相册和商业目录中使用的人物照片、政治经济领域知名人士的肖像综合考察。综合以上几个方面，作者考察了以往殖民地意识研究中忽略的一个方面，即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关注的殖民模拟问题。

　　1899年夏日里的某一天，一群男子聚集在台北市中心总督官邸前的草坪上玩槌球。槌球和其他许多殖民文化元素一样，刚刚在台湾岛兴起。当地摄影师有田春香也在此之列，在几个街区外的北门街上，有他的摄影工作室。这天他随身携带的是刚从广岛买回的手持柯达相机，有田春香为儿玉源太郎拍摄了照片。

　　这与儿玉源太郎以往照片中的形象大相径庭。过去他拍照时总是身着满是勋章的军装，表情极其严肃。这张照片由专业摄影师拍摄，著名印刷厂印制，显然是受到了当时全球流行的快照的影响，拍照姿势和笑容都像极了后来柯达宣扬的“幸福时刻”。

　　尽管在台湾的日治时期，殖民者与台湾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的差别显而易见，但在视觉方面，至少在公共场合人像摄影中，一种与旧殖民地不同的模仿正悄然兴起，它被称为“第三类”模仿。被殖民统治的台湾人与日本殖民者，都接受了“第三类”形象作为榜样：青年男子身着西装，刮净胡须拍摄照片。尽管有模仿，但台湾人不会就此变成日本人，也不会比日本殖民者更像西方人。但就模仿西方而言，台湾人与日本殖民者可以是平等的。

　　尽管殖民身份的划分还有赖于其他因素，诸如人名、语言等，但人物摄影与文学、书法一样，制造视觉上的模糊性，继而模糊殖民地与殖民宗主国间的文化差异，而文化差异正是殖民统治的根基。

　　作者指出，在后殖民时期的皇民化运动中，殖民政府施行过模糊殖民地与宗主国文化差异的政策，如推广日语、日本宗教、用日文名取代中文名等。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语言教授霍米•巴巴(Homi Bhabha)认为，殖民地的模仿是种“第一时间的相似继而产生威胁”，对此，作者理解为对殖民政权颠覆性的威胁，最终产生于模仿所产生的差异中，这差异的本意“并非”要挑战殖民政权的权威性。

　　以台湾的公共肖像为例，这种威胁性似乎来自于另外一个地方。在与宗主国同时模仿“第三方”的过程中，被殖民统治的台湾人也能够宣传他们和统治者有平等的地位。只不过，这种结果并非台湾、更不是日本的本意。

　　美国戴顿大学副教授乌娜•卡德根(Una M. Cadegan)，广泛收集作家、评论家留下的一手资料，完成了这本20世纪美国天主教文学的著作。本书在一开始就指出，天主教会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其独特的审美，究其根源，可归结为兴起于19世纪末的新托马斯主义的影响。天主教作家在作品中，试图通过平息各种现代主义带来的冲动，来对抗现代主义，最终达到升华读者灵魂的目的。

　　作者在随后的两个章节里，总结了天主教标准中“合格”的现代文学形式，自然过渡到20世纪美国的书籍审查这一话题。上世纪中叶，书籍审查的权力一度掌握在教会手中，这种专断独裁让不听令于教会的文人们一度很是悲观，与之产生强烈对比的是天主教作家不顾他人指责的我行我素。

　　凡事都是两面的，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这种意在抑制的审查制度，却常促使图书大卖。一旦某本书被列入到名单，作者又拒绝修改来迎合审查委员会的要求，反倒会让他声名大振。这种审查从书籍出版延伸到电影出版界，活跃于20世纪30-60年代的天主教“道德联盟”(Legion of Decency)，是天主教染指电影业最为声名狼藉的代表。

　　最后，乌娜从美国《国家》杂志编辑保罗•布兰沙德(Paul Blanshard)的观点入手，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的这场审查运动中，天主教通过对抗、利用现代语言，来测试自身的影响力。最终成为掌握话语权的精英组织。

　　学科对话与交流无疑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大趋势。最新一期《美国历史评论》的圆桌讨论主题就是历史学与生物学的对话。

　　此次讨论的文章重点关注了人类生物学在环境史、医疗史方面带给历史学的启发。以神经学为例，该学科的最新研究从科学上证实了历史学家的直觉，即文化、阶级和偏见会给人精神上的冲击。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感知世界的方式不同，其间差距之大，致使人在面对不同冲击时，脑部的反应大不相同。对于职业会影响人的骨骼、肌肉和健康这一结论我们并不陌生，然而，职业的影响不止这些，它还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人的外形，对大脑中的神经系统产生影响。当一个人遭遇到不公对待时，通常他内心会产生某种消极情绪，这一过程转移了大脑大部分的注意力。结果是他难以继续完成复杂的工作。

　　圆桌讨论的第一组文章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布鲁克（John Brooke）、社会与行为科学教授克拉克•拉尔森(Clark Larsen)和美国堪萨斯大学历史学教授埃德蒙•罗素(Edmund Russell)的文章。他们在论文中探究了当人类面对与自己共生的物种和天敌时，为适应新的历史环境，身体和意识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些是长期的，有些则时间较短。

　　第二组三篇文章分别来自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社会学教授鲁道夫•罗斯(Randolph Roth)、俄克拉荷马大学教授凯尔•哈珀(Kyle Harper)、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他们在文章中指出，生物学可以帮助历史学家解读一些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的现象——暴力、家庭、道德禁忌等。同时，历史学家也可以让生物学家注意到，复杂的人类行为、人类心理、生理上的变化，与历史环境间的相互作用。

　　最后一组文章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教授林恩•亨特(Lynn Hunt)、圣母大学历史学副教授茱莉亚•托马斯(Julia Adeney Thomas)提议以更广阔的视角关注历史学与生物学之间的合作研究，例如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破坏性的影响。此外，他们还特别建议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应该重新思考人类本性的自我和能动性这两个问题。